魏德曼/梅特勒
意外之欲

魏德曼/梅特勒引诱观众进入的空间展现了一片渴望的风景。立于其间的人自然明了，恩加丁亦是这样的存在。它高耸于低地之上，沐浴在阳光之中，长久以来吸引着疲惫的城市居民、艺术家以及过度受激的哲学家。但在此处，在这个被帷幔环绕的空间里，人们看到的不是山脉，而是远在卡普里岛南部，沐浴在阳光下，被漂白岩石和一些耐热植物环绕的海面。蓝色的天空在地平线与大海相融，让人想起许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作呈现的理想景致，在那些画作中，圣经故事常常作为前景，被灿烂光芒和壮丽风光所环绕。对于在19世纪初“发现”卡普里岛的赫尔德和歌德来说，它的风景就已经是理想的、近乎乌托邦的存在。

因此，如同恩加丁，卡普里岛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随后是我们这个美丽富足的时代），屡屡吸引着哲学家、艺术家以及对都市生活感到厌倦的人们。对于他们而言，这个岛屿仿佛是一个超越现代生活阴影的乐土，饱含生命的原始与充实。对某些人来说，卡普里岛那种纯净而光明的理想化形象尤其体现在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或年轻男人的身上，他站在港口的渔船边向陌生人微笑。北欧文明逃离者对他的渴望不仅是意料之外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渴望与欲望，是暧昧不清的情感与力量，远非它们游走其间的风景那般完美无瑕。

魏德曼/梅特勒通过蹲踞而非站立在现实空间岩石上的“僧侣”的形象将这种紧张感清晰甚至强烈地呈现出来。事实上，他们所参照的是弗里德里希的《海边的僧侣》，但他们将这幅标志性的画作彻底颠覆。弗里德里希笔下的僧侣在汹涌黑暗、威胁重重的大海以及云雾缭绕的地平线前显得渺小无助。他似乎有无数理由感到恐惧，或至少对上帝和自然怀有深深的敬畏。而魏德曼/梅特勒的“僧侣”面对卡普里岛明亮的风景却无所畏惧——然而奇怪的是，他已失去了人的形态，仅剩一个无定形的实体。因为这位“僧侣”并非一个心怀恐惧的人类，而是将“内在”欲望转向外部的人——比如那些来到卡普里岛的人：那股原始、无形的欲望充斥并驱使着身体，它盘踞在现实的岩石上，作为一个形状不定、粗野甚至丑陋的“内在”形态，直面所有欧洲艺术史中的圣经场景和僧侣，揭示它们所隐藏的一切。在魏德曼/梅特勒的帷幕之后展开的不仅是南方风景的理想空间，还是欲望的深渊。

然而，在第二个房间，在这个由魏德曼/梅特勒精心布置的、有着美丽拱顶的小巧白色空间中，这一切似乎都被遗忘和宽恕：平和的彩色光线透过玻璃窗静静流淌，让人联想起自中世纪以来，教堂中的窗户就一直在用彩色图像描绘圣经场景，旨在视觉教化未受教育之人；或者，以巨大玫瑰花窗的形式，象征神圣的和谐与完美。这样的世界虽早已沉没，但奥拉弗尔·埃利亚松最近为格里弗斯瓦尔德大教堂——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出生于长期工作之地——创造了三个无图像的彩色玻璃窗，其刻意采用的传统配色方案似乎与这一宗教传统有关。魏德曼/梅特勒的立场与此截然不同。尽管他们窗户上的吹制玻璃也让人联想到宗教玻璃艺术的伟大时代，但其碎片化的部分已不再拼凑出任何“意义”——事实上，它们彻底放弃了任何营造“精神”氛围的企图。魏德曼/梅特勒的窗户反而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仅剩碎片时，我们还拥有什么？——并给出了答案：艺术！意义，美丽，或许还有崇高，取代了那些失落的宗教确定性，但却永远无法恢复到一个完整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久远真理的形象。

在魏德曼/梅特勒布置的第三个房间中，尽管艺术之美的坚守姿态令人瞩目，但恐怖乃至惊惧却再次侵入了感知的领域。五块如熔岩般凸起的物体紧紧附着在墙上，它们形态不明，漆黑如墨，表面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仿佛刚刚凝固。而通过恩加丁房屋常见的壁炉上方开口，一个不明生物的触手状长臂正充满威胁地伸入房间。这是否是两位在高山地区成长的艺术家对城市居民渴望在山区或卡普里寻找纯净、和平与安宁的讽刺？是否是在嘲弄地暗示，在这些令人向往的地方，温暖庄严房屋的表象之下，也会突然爆发出无名的恐怖？或者，如斯拉沃伊·日泽克所说，墙上黑色的尖锐突起物和从上层房间伸出的触手，不正是那位“僧侣”所代表的欲望的本质，不正是那些疲惫不堪、饱受刺激的人眼中，在这里或在卡普里岛被从文明重负中“解放”出来的过度行为的真实本质吗？

*菲利普·萨拉萨因 

苏黎世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及摄影师。近期出版《1977.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resent》(苏尔坎普出版社，2021/2024)。